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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娟 |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养成机制

时间:2021-09-07 22:19 点击: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保持了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引领了社会风尚,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的道德基础。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探寻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养成机制,对于筑牢党的建设的道德基石,提升党的领导“软实力”,占据道义制高点,凝聚全党全社会意志和力量,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构成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道德被视为标准、原则和规范,它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标准、原则和规范引领着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标准、原则和规范得以广泛运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道德品性和道德境界是其他群体进行道德活动的重要参照系,因此,探究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构成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髓,合理吸收西方文明中的道德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德—大德—公德—私德”四维道德构成。
 
  (一)立政德
 
  一般而言,政治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两个不同部分,是治国的两种不同方式。在以往的政党统治中,政治与道德虽同为治理方式,但背后奉行的原则却大相径庭。政治是一种治人的技艺,奉行权术规则,要“狡猾如蛇”;道德是一种治人心的技艺,奉行道义原则,应“老实如鸽”。前者只要求人的“归服”,后者则追求人的“诚服”,即“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政治独立于道德,道德超越于政治。然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道德价值追求,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是这种“公”和“民心”向度,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政治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实际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政治与道德不仅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的,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政德是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本质特征。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政德建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领导干部之“德”,即政德,主要指向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意识、组织观念、革命精神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共产党人要遵循的政德标准,并强调“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道德要求,主张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进入新世纪,***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3]***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4],他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这包括“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等[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6],是每个共产党人的政治必修课,应贯穿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塑造、党性修养培育、宗旨使命践行、廉洁修身齐家的全过程。共产党人的政德包括“为民、务实、清廉”,其中“为民”是核心,“务实”是基础,“清廉”是内在要求,共产党人“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7]。
 
  (二)明大德
 
  大德是与小德相对而言的。在中国传统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反映了古代士人与黑暗势力划清界限、不同流合污的美德。但是,这种德是消极的、逃避的、遁世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价值体系中,还不能算是一种大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8]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德,是支撑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抵制各种诱惑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作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于有大智,更在于有大德。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复兴伟业,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坚定勇敢,不怕牺牲,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境界。
 
  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强调共产党员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人绝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9]。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批评了有些人对“政治”“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理想”漠不关心的现象,号召大家“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去“到达理想境界”[10]。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这个理想。”[11]1988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67周年之际,***指出,“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12]。1995年7月21日,***为中央机关部(委)、局(司)级领导干部上党课时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故而,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头脑”[13]。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强调,“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14]。
 
  (三)守公德和严私德
 
  梁启超曾指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15]。公德和私德不仅是国家对普通公民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一个党员的要求。
 
  从道德生活的实践领域来看,公德对应于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两个公共性领域,私德对应于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两个私人性领域。公德包含公民道德、公共道德两个方面[16]。公民道德,是一个公民应遵循的道德,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是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要求,如爱国、忠诚等。公共道德,是指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共活动时应遵循的道德,体现了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要求,如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爱护环境等。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17]。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守公德,不仅要和其他公民一样,遵守一般的公共道德规范,守住道德底线,而且,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群体,守公德还具有特殊内涵,就其作为人民的公仆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德还是一种公仆道德。
 
  私德发生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领域,是一种个人道德和近亲之德。个人道德,是一种只与自身相关而与他人无关的道德行为和品性,如好学、勤俭、谦虚、谨慎等,这类道德追求的是道德人格的完善、道德性情的成熟。近亲之德,是一种基于血缘亲情关系的道德行为和品性,如慈爱、孝悌、友忠、诚信等,这类道德基于人伦秩序而产生,继承于祖辈的文化传统(家风)是其规范性来源。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8]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私德,还要从党的文化生态(党风)中获得其规范性。作为党员,“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19]。
 
  尽管从道德类型学的角度,存在着公德和私德之分,但是就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实践而言,公私德行却是交错存在,彼此依存。“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20]公德基于私德。一个人私德优,则公德优,私德薄,则公德薄,公德的厚薄取决于私德的厚薄。
 
二、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养成的内在机理
 
  道德既非与生俱来,也非轻松获得,需要经由行为者的主观努力而涵养生成。作为一种个体的行为活动,道德主要包括动机、过程和行动,有其复杂的心理构成和互动的运行机制,这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个体遵循一系列复杂的道德心理运行机制和理路,建构强大的内在价值观念系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培养合宜的道德情感、锤炼坚强的道德意志,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从而践履正确的道德行为。
 
  (一)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以“明德”
 
  道德认知(moral cognition),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身处一定的道德情境,观察到特定的道德现象,形成某种道德印象,并在头脑中对这些道德印象进行道德判断(judgment)、推理(inference)和决策(decision-making)等思维加工处理,形成一定道德观念的过程。道德认知体现了认知主体、认知客体和道德情境等因素复杂互动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道德认知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大概有4万余名知识分子为了伟大的理想,奔赴延安,进行着伟大的实践。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观察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大家族腐败,民不聊生;而在陕北延安窑洞,共产党纪律严明,军民同心。因此,他们形成这样的道德认知,即中国的未来在延安。这样的认知形成其实取决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真正了解道德对象。设想一下,当时的西方宣传媒体把蒋介石塑造成完美的政治形象,宣传他的孝顺,把他捧为“中国的华盛顿”“宁波的拿破仑”,而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则是极力丑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只能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很难形成“中国的未来在延安”的道德认知。而那些来到延安实地考察过的外国记者,用他们的眼睛却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红色中国,就能作出正确的道德认知。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21],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只有深入道德实践,了解道德真相,才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
 
  二是源自于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在革命年代,共产党人就形成了“干粮袋里放马列”的学习精神。自觉、刻苦地学习,长期、系统地学习,不断吸取新知识新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22]。通过理论学习,共产党人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看待、分析和评判道德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掌握评判是非、善恶、美丑、应当与不应当的道德标准。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除了从实践中了解真实的道德现象和道德状况,还要进行判断、推理和决策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过程。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不掌握科学的方法,没有是非善恶标准,就很难进行道德判断、道德推理和道德决策,也就难以构建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主体的道德人格。由是观之,道德认知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反复的社会实践“明德”的过程。
 
  (二)培养合宜的道德情感以“亲德”
 
  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是人们对道德意识对象的主观感受,它首先是一种情绪,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感情,如友爱、关怀等。道德情感具有经验和感性的特征。长期以来,因其具有盲目性和无序性而被排斥在道德法则之外,但实际上,道德行为不仅无法摆脱道德情感的影响,而且合宜的道德情感扮演着积极的道德角色。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具有构成作用。道德情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实然层面的情绪性(affective)主观感受,一种是义理层面的反思性(reflective)客观呈现。
 
  以移情(empathy)这种道德情感为例。移情是指道德主体对道德对象的道德处境的感同身受和换位思考[23]。移情包括两个层面的心理活动,一是情绪性移情,指向感同身受,是指道德主体感知到对象的情感,并在自己身上激发类似的情绪反应。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通过想象、感染、投射等心理过程,经历了与老百姓相似的内心体验,形成了情感共鸣。二是反思性移情,指向换位思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对象处境进行反思,在想象中建构道德对象经历的情境,体验在此情境下自己的感受。相比于情绪性移情,反思性移情会更持久、更稳定、更浓烈。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移情这种情感心理机制,产生同情这种情感输出机制以及怜悯和关怀等特定情感表达,并逐渐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理论,生发出紧紧依靠人民的道德理论基调、不断造福人民的道德价值取向、牢牢植根人民的道德行为准则。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24],群众路线是培养为民情怀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的过程中培养群众情感”[2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通过情绪性体察和反思性洞察劳动人民的苦难,形成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并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26]。邓小平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并对领导干部发出“严重脱离群众而不改正,那就会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的道德警告[2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8]。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作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道德承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29]。
 
  (三)锤炼坚强的道德意志以“崇德”
 
  道德意志(moral will)指的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或决定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作出抉择、克服困难的顽强力量和坚持精神”[30]。道德意志是道德心理向道德行为、道德品质转化的关键环节和要素。锤炼坚强的道德意志是共产党人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道德意志是一种内在趋善求善的强烈意愿,指向高尚的目标,道德主体要动员全部的道德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道德意志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取道德决定”阶段,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通过道德认知环节的判断与推理,以及道德情感环节的共鸣与反思,“采取道德决定”;第二阶段是“执行道德决定”阶段,在解决道德冲突时,道德主体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困难,以顽强力量和坚持精神,“执行道德决定”。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从事的就是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因追求的目标高远,而自身的力量弱小,故其面临的困难异常艰巨。只有具有强烈向善动机和坚定道德意志的共产党人才能坚持到最后。意志薄弱之人,一旦革命受挫,其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就会发生动摇,不愿“自讨苦吃”,选择投敌变节。
 
  坚强的道德意志需要磨练而成。***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不经过艰难险阻,不经过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是难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是难以担当重任的”[31]。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经受炮火和对敌斗争的考验,面对冲突和斗争,不妥协不投降,体现了坚定勇敢的革命意志。和平年代,共产党人要经历糖衣炮弹的考验、各种复杂局面和艰苦环境的考验,尽管曾出现闹地位名誉、讲究吃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意志衰退的现象,但是“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32]。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人要经受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党通过“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政治修养,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真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3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34]。
 
  (四)践履正确的道德行为以“立德”
 
  道德行为(moral behavior)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等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发展的逻辑演进结果,是道德主体经过反思、判断和选择最终自我决定的行为,是情和理、自律和他律、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道德行为是“人类道德生活的落脚点、直接现实和重要内容”。“只有最终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活的善。”[35]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行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善举”,这包括助人为乐、先公后私、捐款捐物等道德行为,这类行为指向使人受益,自身利益也不会有太多减损,体现了人性关怀,克服了道德冷漠和道德麻木,是移情、善解人意、责任感等道德情感的外化,是一种“成人之美”,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反映了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仁爱”之德[36]。这一层次的道德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人都应具有的美德。
 
  第二层次是“义举”,这包括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等道德行为,这类行为要求道德主体付出艰巨的努力或巨大的牺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群体中,有面对敌人酷刑不叛党不出卖同胞的地下党员,有数十年如一日驻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有不顾自身安危冲在战“疫”第一线的最美逆行者,等等。这类道德行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道德主体长期道德修炼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党性锤炼,才能在危难时刻作出道德行为。
 
  第三层次是“止恶”,如禁毒、扫黑除恶、反腐败等道德行为。扬善是一种正向的道德努力,而止恶是一种以否定的方式进行的、制止他人行恶或作恶的道德行为。“善举”“义举”会增进道德对象的利益,在实施德行时不会受到阻碍;“止恶”则不同,止恶者与作恶者的目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触犯了作恶者的不正当利益,被作恶者视为障碍和阻力,会遭到作恶者的反抗和疯狂报复,止恶者可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伤害,甚至失去生命。“止恶”以履行道德责任和义务为指向,是从规范性层面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普遍制约和要求,体现了道德律令的强制性。“止恶”行为针对的是社会的顽疾和党内的毒瘤,需要共产党人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刮骨疗伤、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共产党人担当作为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
 
三、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养成的外在机制
 
  共产党人的道德养成除了主观涵养,还需外在形塑。尽管共产党人具有“类”的先进性,但由于“个体”的有限性,以及道德本身的倡议性和劝诫性特征,仅凭个体道德自觉,往往很难抵制各种利欲诱惑,因此,还需要建立道德的外在形塑机制,以稳定性对抗随意性、以他律性确保自律性、以强制性弥补软弱性,从而保障和推行共产党提倡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一)道德教育机制
 
  道德教育,是指生活于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对其他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37]。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具有先进性和超越性,它不可能在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通过道德教育使共产党人摒弃旧道德接受新道德。共产党人的道德教育机制主要包括党校培训、党内教育、家庭教育等,通过“党校—党内—家庭”的联动道德教育机制,培育了一大批具有优秀道德品格的共产党人。
 
  党校道德培训。党校是干部道德培训工作的主阵地,对党员干部党性锤炼和道德修养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建了红军大学、工农夜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行政学院等院校,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校的主要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德包括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4年,中组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专门强调了干部教育培训的道德内容。《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关于干部教育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知识教育、领导能力教育和实践培训等,其中就包括道德教育。
 
  党内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渗透于党内日常教育和主题教育中。在党内日常教育中,通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党员大会、党课等活动,对全体共产党人进行道德教育。此外,党还在不同时期,结合党内主要任务,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建党以来,党内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共17次,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5次,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这些主题教育活动既有针对“关键少数”的,也有面向广大党员的,涉及的主题包括为民、务实、清廉、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理想信念、党性、学史崇德等方面,都是对共产党人的道德要求。
 
  家庭道德教育。家庭是一个人德性成长的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庭道德教育从严家教、立家规、正家风开始。在这方面,开国领袖毛泽东堪称典范。他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他严格要求子女,教育子女要树立崇高理想。在给毛岸英的信中他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38]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对亲属严格要求,主张“生活要艰苦奋斗”“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39]。习仲勋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严守纪律,勤俭办事,不搞特例,廉洁奉公,在家庭教育中起到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父亲的祝寿信中写道:“学父亲做人、做事,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学父亲的赤子情怀,也学父亲的俭朴生活。”[40]
 
  (二)道德监督机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监督是最好的“净化剂”。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为了“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41]。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形成了“监督主体多元-监督内容丰富-监督方式多样”的道德监督机制,以及自上而下、同级之间、自下而上网状交错的监督格局,系统解决了“谁监督”“监督什么”“怎么监督”的问题,培养了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党内道德监督。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42]道德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能确保共产党人优良的道德品质和最佳的精神状态。2016年10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遵守道德情况纳入党内监督范围。2017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的大德、公德和私德等情况也在巡视范围之内。党的十九大后,更是明确把“关键少数”的道德操守作为监察委员会监督检查的重要事项。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赋予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道德操守监督检查的职责。同年10月开始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纳入生活纪律范畴进行监督检查。
 
  群众道德监督。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群众监督是共产党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有效地防止和惩治腐败的重要经验。”[43]由于部分党员和干部的不良道德品质具有内在性、隐蔽性、潜伏性等特点,单靠纪检监察组织的几次抽查暗访往往很难察觉,这就需要依靠群众强大的监督力量,发挥群众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把道德评判权交给群众,开启“道德探照灯”,解决“灯下黑”,搜索“失德隐身人”,曝光“道德微腐败”,消除道德监督的死角和盲区。群众道德监督往往采取申诉、检举、控告、举报、信访等方式开展,许多地方还通过设立“举报监督专区”,开展“万人评议机关”,织牢互联网“数据铁笼”等创新方式开展群众道德监督。
 
  舆论道德监督。权力的规范运行,离不开舆论监督的强化。舆论监督具有透明度高、震撼力大、冲击力强的特点,是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等并行的利器。作为最公开、最广泛的监督形式之一,舆论在反腐倡廉、扬善除恶、扶正祛邪、净化政治空气、遏制丑恶蔓延、打击违法势头、提供违纪线索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道德监督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舆论监督场,新兴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通过行使道德监督权和道德评价权,在曝光党员干部的不良言行上具有强大威慑力,在促进党员干部担当办实事方面具有强大推动力。
 
  (三)道德奖惩机制
 
  道德奖惩,是指各种社会组织依据其所倡导的价值标准,对其成员履行道德义务的具体状况予以奖励或惩罚的报偿行为[44]。道德奖惩具有褒奖和警示双重功能,能达到奖善惩恶、激浊扬清的效果。共产党人的道德奖惩机制主要包括榜样示范机制、荣誉激励机制、道德惩戒机制等,将“正向激励”和“反向惩戒”相结合,“高线”引领与“底线”坚守相统一,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构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环境奠定了坚实道德基础。
 
  道德奖励机制。道德奖励是对共产党人中的道德榜样、道德典型和道德楷模给予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从本质上讲,道德奖励是一种积极肯定的道德评价,通过授予荣誉或物质奖励的形式,高度认可被奖励者付出的道德努力和取得的道德成就。道德奖励机制“对先进人物、英雄模范建立健全关爱关怀机制和道德激励机制,确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德福一致的价值导向”[45],这既能对道德行为者形成正向激励,起到增强和维持道德行为的效果,也能在全体党员中产生正向引领,是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的动力源泉。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较少采用直接物质奖励的方式,更多使用荣誉激励方式,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荣誉体系。这既包括常规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两年一度的“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组织进行评选和表彰;也包括阶段性任务完成后的表彰大会,比如今年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表彰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这里面就有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此外,党和国家还会表彰忠诚奉献于党和人民事业、功勋卓越的国家英雄,授予他们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其功绩载入国家史册,其事迹被国民尊崇学习,从而凝聚爱党爱国的道德力量。
 
  道德惩戒机制。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惩戒机制,主要是指通过组织处理、党纪处分等手段对党员道德失范行为予以惩戒,充分体现了党员道德纪律化的特色。毛泽东一直倡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局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这是我们党最早制定的反腐败规范性文件。1933年,又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规党纪对党员道德失范行为明确提出更严肃的处理规定。2015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中指出:“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46]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不重视家风建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反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行为提出了明确处理意见。中国共产党把党规党纪立在法律法规之前,为每一位共产党员筑牢了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火墙”。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体系,在政德的统领下,实现大德底色、公德底蕴和私德底线的统一。作为一个成长于内忧外患的革命型政党,不怕牺牲、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其不屈的道德风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其高尚的道德境界;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其宽广的道德胸怀。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有其复杂的生成机制,既需要个体的内在涵养,也需要外在形塑,体现了共产党人道德实践自觉和道德建设保障的统一,发挥道德主观能动性和尊重道德发展规律性的统一。明德惟馨,德行天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坚持道德引领,凝聚道德伟力,建设道德高地。
 
  作者:陈文娟,哲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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